當寬恕不需要忍忍忍…

文／金毓禎(文字工作者)

法律豈不在乎懲罰或處置犯罪，好讓其他人的生活能不被罪犯侵擾？法律與寬恕可能會或能有什麼關係？

社會學者大衛．葛蘭(David Garland)在《懲罰與現代社會：一個社會學的研究》（Punishment and Modernity: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）為寬恕在法律中的地位張目，「(法律的)懲罰制度應被視為──且應如此自視──表達社會價值、感受與道德的制度…對各種價值(如正義、寬容、規範、人性與禮儀)的追求應該是刑罰制度自覺的一部分──這是刑罰制度的固有與構成面向──而不是刑罰制度『真正』目標的偏離，或是對刑罰制度生『效果』的能力所設下的限制。」

如果大衛．葛蘭所見為是，寬恕之於法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。

 

話說得輕巧，要落實，卻很難。特別是當遇上了犯罪被害人時，寬恕二字，便常被不假思索地認定是「生命不能承受之重」。容或也是出於這麼一層考量，在刑事案件中，司法程序把衝突從具體事件的兩造(加害者與被害者)，變成了抽象的衝突雙方(國家與加害者)，而衝突的解決更進一步由委代理人(檢察官及律師)來從事法庭的攻防。

損失的是，藉由公開討論釐清社會價值的契機。被害人因而持續處在因為犯罪而感到人生失去控制的焦慮中，並且理所當然視罪犯為「非人的禽獸」、「社會的渣滓」，非除之而後快；加害人沒有機會說明犯罪的原由，失去道歉並獲得原諒的機會；至於促成犯罪的社會溫床，情況也不會因而有任何改善。

Seek wisdom to temper justice with compassion

誠如法律學者克利斯汀．奈爾(Christie Nile)所言，「衝突可能會導致殺戮，但太少衝突，則可能會造成癱瘓」，司法制度如此設計，難免「把小孩連洗澡水也一併倒掉」之慨，在避免衝突發生的同時，也使得寬恕之為物簡直「難如上青天」。

其實，我們本來毋需在血仇殺戮與癱瘓寬恕之間作選擇。要讓寬恕真的能夠作為一種凝聚社會的價值而體現在法律中，所需要的只是第三條路──「能夠帶來醫治的正義觀+多點EQ的司法」。而這正是修復式正義司法改革運動所要促成的事。

作為一種理念，修復式正義是舊的，它不僅師法各地原住民族強調修復關係的傳統法律慣習有關，且與當前主流宗教有關於慈悲、寬恕、醫治與復和的倫理教導相呼應。作為甫崛起的司法改革運動，修復式司法卻是新的，它強調促進犯罪事件的涉利者(加害者、受害者及社群代表)三方進行對談，以找出彼此皆可接受的解決方案。

就消極面來說，這掃除了傳統司法體制為寬恕設下的重重結構性障礙，犯罪無涉傷害，只是違法，且禁止二造雙方直接接觸。但就積極面來說，修復式司法到底如何看待寬恕的意涵？如何可能促使大家坐下來談，卻不會導致強迫受害者寬恕的二次傷害？

目前學者們的共識是，寬恕在修復式司法中「既不意味著忘記、縱容，或為犯行找藉口，更不必然涉及復合、信任，或免除法律刑責」。就基本面來看，寬恕意味著對加害者有不同的理解，不再盡都是負面的情緒或觀感，有的受害者甚至能夠從正面積極的角度來看待加害者。受害者之於寬恕，體驗有百百種，有的，當下自在解脫，其他的，則是漫長掙扎的歷程；某些，是出於憐憫或無條件的愛，另外一些，則是來自於宗教信仰的教導。

即便沒有放諸普世而皆準的寬恕之途，許多修復式司法的實證研究皆顯示，寬恕是有助於受害者身心健康的。它不僅有助於減少忿怒、指責，及報復的思想與情緒，促進人際互動上情緒的穩定，更能有效提昇受害者的自我形象與樂觀態度。這些特別對心血管、免疫系統及大腦正常功能有所助益。

正是因為寬恕在修復式司法是以利益受害者為主要考量，到底在對談過程中哪些情感因素有助於受害者寬恕，採取哪些修復措施會有助於寬恕的進一步發展，是修復促進員需要特別用心注意的。

但這並不意味著修復式司法應以促進寬恕為已任，相反地，寬恕經常是在無人強迫的情況最有果效。修復式司法的惟一目的，在促進涉利者彼此真正對話，而真實的對話會產生雙向的情感互動，寬恕於是往往水到渠成。

要寬恕，大可不必忍忍忍！但倘若就此落入另一個極端，以為寬恕作為一種情感，可以無需人文化成，不待他人協助，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生，也未免對人類情感的演化史太過無知。

如果妥榭(B. Tosia)說的是，「法律之所以能夠長治無匹，端賴更久大的寬容與慈悲」，司法體制的EQ可以不高嗎？！